“从19世纪60年代俄、英等国给汉口带来机器工业，到清末张之洞在武汉三镇举办近代钢铁、军工、纺织相关工业体系，到新中国成立后一批国家重点工业建设项目落户武汉，可以说工业化贯穿着武汉的近现代化，伴随着大武汉的崛起，武汉是一座有着工业文化和工业遗产基因的城市。”
武汉共享遗产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副总规划师丁援，从2013年起组织、举办过多场工业遗产相关研讨会和高峰论坛，2021年还举办过“第十届无界论坛：工程-文化-遗产——1950年后的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在武汉土生土长，赴德国留学学习建筑与城市规划，对武汉的工业遗产家底，丁援如数家珍。
确定“武汉”城市名称的经历，体现了工业化的特点
汉阳钢厂（2020年12月）。周国献 摄
1月11日，就武汉工业遗产保护话题，丁援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武汉”是个“新名词”，明代以前文献中的“武汉”是武昌、汉阳两地的合称，若打标点，应为“武、汉”。1927年三镇合一，“武汉”第一次作为政区、正式的城市名称；其后武汉三镇又分分合合，直到1949年5月24日成立武汉市政府。确定“武汉”城市名称的经历，体现了近代化、国家化国家战略、工业化的特点。
此外，大江大河的大武汉，蕴含了工业文化和工程文化的特点。可以见得？丁援说，工业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或者说现代化、工业化的梦想，是武汉成为武汉的基础，所以依托国家战略布局，武汉城市的生产、生活、交通、休闲的各个拼图逐渐形成。
武汉市第四棉纺织厂老厂门（2016年6月）。周国献 摄
“中国的强国梦，是中国的工业化的理想！自晚清到新中国，中央政府在武汉投入巨资，兴洋务、办实业、落地苏联援建项目、落地一批武字头的国家投资项目……由此形成了国家的‘支点’。”
还有一件事可以管中窥豹。2016年，他和武汉共享遗产研究会的同事去北京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最开始提出申请共享遗产教席，但到了北京的教育部中国教科文全委会，全委会秘书长说：“你们武汉，就申请工业遗产教席吧……”后来很顺利地申请成功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业遗产教席”。这件事让丁援进一步感觉到武汉的工业遗产，在国内国际是有识别度的。
工业遗产保护要有精神上的引领
武钢有限第三炼钢厂（2018年8月）。周国献 摄
工业遗产的保护、更新和利用，是武汉的一个大课题，丁援建议要有整体性、全局性和精神引领。
他说，工业遗产不仅仅是厂房，是一整套体系，包含工程、工艺、生活、生产；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环境，就是长江——长江既是武汉“最大的遗产”，也是很多武汉工业遗产的不可分割的背景环境。
工业遗产是物质和精神相互交融的。工业遗产在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历程中，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同频共振。现当代的工业遗产大多数功能不再继续，但它们仍然是精神的高地。
青山船厂（2017年12月）。周国献 摄
在工业遗产的利用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现在城市中的工业遗产的生产功能难以为继，但它们的文化价值挖掘与展示可能才刚刚开始。
丁援以刚刚搬到武汉的三峡集团为例，他说，三峡集团的第一个总部在宜昌，完成了建坝、防洪、发电的举世瞩目的工程性成就；第二个总部在北京，完成了资本运作、开启了一个崭新的金融世界；现在总部在武汉，而武汉一直以来就是三峡工程的策源地，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都是在武汉、在湖北完成的，所以也是挖掘三峡工程文化、展示三峡工程文化世界的最合适的地方。
他认为，武汉的工业遗产研究大有可为，也需要引起重视。
“2022年是苏轼诞辰985周年、张之洞诞辰185周年。试想15年后的2037年，苏轼诞辰1000周年和张之洞诞辰200周年，我们对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如果还是没有太多进展，对比今人研究苏轼的大量成果和民众影响的普适性，武汉作为一个文教重镇，是有所遗憾的！”丁援说。
来源：长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