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10-16 作者:张炯强 来源:新民晚报
江苏无锡洛社古镇旁,机动船舶轰隆而过,运河船歌浅吟低唱不复存在 丁援
山东聊城残留的运河古闸桥 丁援
坐落在山东泰安东平的运河坝首堤堰 丁援
在中国历史中,京杭大运河之壮观、悠远和深长,都能与中华文明的另一大象征——长城相提并论。可是,当长城在1987年被列入首批中国“世界遗产名录”时,大运河却仿佛被遗忘了。直至20年后的2006年,大运河才被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然而,对大运河来说,“申遗”仅仅只是开始,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明确的时间表。
大运河为何与“世界遗产”失之交臂?国内专家学者各有观点。2006年,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组织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在他带领下,十多个博士走遍了运河沿岸的城镇,近日带回了最新的“运河踏查报告”。
1.申遗 不只是旅游开发
北方,一座运河边的古城,近年来沿老运河把市区内原有的老房子全部拆除,新建了一条苏州街,好像是古色古香,却都是全无根据的“假古董”,找不到历史的踪迹。
一座江南名镇最近提出“整治运河”的发展战略,但忽视了沿岸历史风貌的保护,不恰当地采用了现代城市花园绿地的改造模式,搞得很时尚,却恰恰失去了大运河沿岸十里长堤绿柳成荫历史古河的原真性风貌。
近十年间,有关大运河申请“世界遗产”的呼声不绝于耳,运河两岸的城市也大打“运河牌”,以此发展旅游业,涉及运河旅游的项目纷纷启动。可是,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经过两年的调查却发现,许多地方的“大运河开发”“大运河保护”项目,不仅没有起到保护大运河的作用,相反,正在使大运河残留的文化遗产流失殆尽!
阮仪三说:“在很多人眼中,‘世界文化遗产’总是和风景名胜挂起钩来,这是最大的错误。事实上,‘文化遗产’最核心的评价标准是有多少最古老的东西得到保存,文化是否得到延续。所谓的‘世界文化遗产’不是指现在有多气派、多漂亮,还要看它拥有多少‘原汁原味’的东西。”
阮仪三这个名字一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联系在一起,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城镇保护工作,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被誉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他主持的周庄、同里、甪直、乌镇、西塘、南浔等古镇的保护规划,对江南古镇的开发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山西平遥古城的开发中,正是由于阮仪三的建议,留下了“刀下留城救平遥”的佳话。此时此刻,年过七旬的阮仪三将全部精力投向了古老的大运河。他再一次大声疾呼:“大运河‘申遗’不只是旅游开发,要重点保护大运河的文化。”
2.保护 人文环境更重要
很显然,大运河的“申遗”和保护,决不是简单的修理河道,哪怕从北到南,再开一条新大运河,也与“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相去甚远。那么,大运河究竟给中国带来了怎样的文化内涵?保护大运河又该从何处入手呢?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最长的运河。它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从江都(扬州)到末口(淮安)的邗沟,是运河最早的一段。元朝年间,公元1292年,大运河全面建成。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和浙江等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
大运河的开凿使中国的政治环境为之一变。一千多年来,中国许多封建王朝离不开运河所建立起来的漕运制度,有了大运河的南北通航,就有了商路、邮路、文化、艺术等的交往。所以,大运河可以定义为中国文化的交融之路和统一之路,是中华文明统一的象征。
现存的大运河都是明清留下来的,那时是运河发展的鼎盛期。这条大动脉,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物资大交流,也推动了文化的交流。民俗、饮食、工艺、文学艺术都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漕运文化。
大运河从一开始就是一条著名的旅游线,这里有文人墨客的华丽篇章,有商人买卖盈利的经营打算,有各种宗教信徒拯救众生的虔诚,还有传播文化的宏伟愿望。因此,马可波罗、利玛窦、普哈丁等均先后造访大运河,鉴真和尚七次东渡由此起步,乾隆几下江南多经此条线路。很多名人的足迹留下了传世篇章:“春风又绿江南岸”(瓜州),“两堤花柳全依水”(扬州),“百年堤柳日葱葱”(南旺),“河畔帆椿碧树齐”(汶上)。还有洪泽湖的高堰烟柳、高邮阻雪,微山湖的南阳水村、仲浅遗古等等。因运河而流传的文学作品、戏曲音乐、民间艺术更不一而足。
阮仪三教授认为,运河保护涉及方方面面,文物古迹当然是重要的一环,比如漕运总署、运河码头等等。大运河沿线留下的众多水工建筑遗址,像河闸、驳岸、水坝也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许多已经毁坏散失,要及早抢救、收集、保护,情况十分紧迫。不过,阮仪三最重视的还是文化内涵,拿他的话来说:“保护运河沿岸的民风习俗,也许比保护一幢建筑、一件文物更有价值。”
此次运河考察中,阮仪三和他的弟子们很关注那些文化细节。在台儿庄,他听说当地有个纤夫村而激动不已。因为运河,这个村世世代代男丁都以纤夫为职业。在天津运河边的小镇,阮仪三的弟子李红艳博士发现,当地很多人还保留了朝拜娘娘庙的习俗,还会自豪地称自己是“运河人”。李红艳感慨地说:“其实,世界遗产的保护更多应是保留,而不是更新。想一下,如果小镇动迁了,还有谁会说自己是‘运河人’呢?”
阮仪三焦虑地告诉记者,现在,运河周边的政府都很重视文物的保护,但是,如何保护人文环境,许多地方政府还没有清醒认识。他说:“文物是死的,人和环境才是构成文化的基础,不顾一切地改造动迁,必然是对运河文化的破坏。”他认为,大量的历史村镇的遗产保护,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远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毕竟运河遗产不是一条简单的水道,离开了人们的传统聚居,它的保护层次是不完善的。
3.拯救 该有个统一规划
环顾世界,古代水利工程作为重点级文物保护甚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不乏先例。西班牙塞哥维亚至今仍在使用的“罗马大渡槽”,建于公元前1世纪,长仅813米,早在1985年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中国的京杭大运河,离开“世界文化遗产”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又是为什么呢?
阮仪三分析道:“首先找客观原因。晚清时期,铁路建成,漕运废除,运河两岸特别是北运河地区的人文环境势必发生变化。再加上近代黄河改道的淤塞,普遍的缺水,以及严重的污染、生态的破坏、多次的改造和沿岸的开发建设,大运河作为有水通航贯通全程的完整意义上的一条河,已基本不存在。”
阮仪三的另一弟子丁援博士考察后认为:大运河独有的文化特色,在现代文明和过度开发的冲击下,正在迅速流失。他告诉记者:“走在运河两岸,第一感觉就是破落,昔日的辉煌已经荡然无存,有时甚至找不到一个拍照的地方,可以证实大运河的过去。”运河两岸的大多数城市,许多古迹大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草坪、运河博物馆和商城;以往浅吟低唱船歌、打鱼运货的运河人家杳无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冒着黑烟轰轰而过的机动船舶。李红艳博士说,在运河北端的通州,原来热闹非凡的“北运河码头”只剩下了一个“码头”的概念,成堆的垃圾已使运河几乎成为污水沟。
济宁南旺镇为运河的最高处,当年这里曾有巨大的“闸河”工程,可现在,一个个提升水位的水闸、蓄水的水柜和宏大的分水龙王庙均已湮没消亡,残存的龙王庙仅剩几座小庙,残破不堪。沿运河原来众多的会馆、码头、市场七零八落,大多破败,有的已荡然无存,即使重建,也不可能重现昔日风光。
“更可怕的是这种破坏仍在继续,有的竟是打着保护运河的旗号。”阮仪三说,“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古桥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巷弄交错的运河风光已经或即将成为记忆。幸存下的各种闸坝、桥梁、码头及其他古建筑也日益成为城市丛林中的孤岛,即便是沿河修建的仿古建筑也多为白墙灰瓦的南方建筑风格,而众多的地方戏曲、民间传说和民俗等非物质遗产也在濒临消失或已经消失。”
我们的运河已如此危急,该拿什么拯救你,我们的大运河?阮仪三说,当务之急是停止对运河的继续破坏,停止运河文化的继续流失。
当运河“申遗”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时,就有人提议把古老运河建成“水上高速”,山东段据说要投资数千亿元重新开挖被湮没的古河道,重建分水工程,重现昔日辉煌。对此,阮仪三的意见是反对。毕竟,农耕时代的“水上通衢”地位已让位于工业时代的火车和后工业时代的公路,新建的河道也不可能回复往日的历史和文化。他说:“一提到保护,很多地方政府就想到重建,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重建规划不当,反过来又是对‘原汁原味’的一种破坏。”
阮仪三认为,必须清楚地认识,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所保存的文化遗产已经很少,有的已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最重要的是加强对现存历史文化遗产的摸底调查,避免进一步的开发建设对运河历史文化遗产造成更大的损失。现在最难的是统筹规划。一条大运河保护,政出多门,文物部门管、水利部门管、地方政府也管,而且互不沟通。他说:“大运河保护该拿出一个统一规划,由统一部门协调管理。这是拯救运河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