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27
题记:
第44届国际规划师大会近日将2008年度“杰出贡献奖”颁给了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这是6个奖项中惟一奖给中国的项目。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1794公里大运河,自隋朝以降,历时1779年才全面建成。一年一公里,这条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长的运河,通衢之路何其漫长!悠长而灵性的生命之水,蕴藏着繁华与生机、静寂与平和、苦难与沧桑,也蕴藏着中国与世界文明沟通的密码。2006年,大运河被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阮仪三教授带领他的团队,花了三年时间把京杭大运河从头到尾走了一遍,21处城市及城市历史街区,83处村镇,10处节点,无不留下这位老人的足迹。
其实,人们对阮仪三的名字早已耳熟能详——他数度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他被誉为“都市文脉的守护者”“历史文化名城的‘卫士’”“古城的守望者”;他主持的周庄、同里、甪直、乌镇、西塘、南浔六大江南古镇保护规划,被称作是一块“里程碑”;广为流传的“刀下留城救平遥”,更是被传为佳话。他的目光所及,其实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专注于古镇、运河、城市、村落中的悠悠余脉。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阮教授是个容易愤慨的专家。“我能不愤慨吗?我不去争,我不去吵,很多文化遗产早就被夷为平地。”不管是在田野里奔走,还是在课堂上讲课,或者被地方官员奉为座上宾,他都难以改变自己的激愤。“有些事情现在不去做,就来不及了。”阮仪三教授的紧迫感,其实正源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良知,源于内心里对传统文化的无限爱恋,源于骨子里对“中国风情”的不倦迷恋。
京杭运河保护 当务之急停止破坏
文汇报: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是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成立以来实施的第一个项目。大运河途经四省二市、贯通五大水系,源远流长,纷繁复杂,你们的调查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阮仪三:“申遗”给大运河保护带来了难得的契机,保护大运河更是时代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从前年开始,我们把城镇调查和大运河调查结合起来,在三年时间里,把京杭大运河走了一遍,从头到尾,从乡镇到村子,一共走了114个点,共计21处城市及城市历史街区,83处村镇,10处节点。
每年我亲自坐镇,动员了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和学生,包括文博类学科的、数学学科的、地理学科的,和我们搞城市规划建筑学科的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33名师生参加的综合团队,对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历史城镇和历史街区及重要水利工程枢纽进行了调查。
大部分去考察的过程,都不是坐大车、小车,而是坐拖拉机,坐当地的马车、驴车,大量的还要步行,到点上把第一手材料拿到手。我们掌握了整个运河沿线各个点的历史材料,下一步的工作有了重要的依据。
文汇报:通过三年的考察,有没有形成有针对性的研究报告或者结论?
阮仪三:我们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大运河是活生生的。这个世界遗产跟所有的世界遗产不一样,好多遗产比如长城,那是历史的典故。比如故宫,虽然还在使用,但不是皇帝坐镇了,而是变成了展览馆。大运河除了一些水利工程、运输工程已经是人文和历史的留存,它还是一条现行的、运动着的、变化中的、延续中的运河,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类型。苏州、扬州的城市运量50%还是运河担负着。第二,运河在不断的变迁中。比如现在苏州段、扬州段的运河,都在不断地脱胎换骨,在不断地自我调节和自我成长。第三,保护的现状极其严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与丰富的文物遗迹相比,大运河沿线有了数量更多的重建、复建或者仿古的商业性项目,破坏性建设屡见不鲜。很多保护措施都是错误的。比如,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个精良的建筑,砖雕木雕非常精细,会馆外面就是运河码头。现在去看,那里造了一座小桥,小桥流水,旁边全部拆光了,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一个会馆。第四,目前大运河沿线有些地方的提议应该重新认识。比如有些专家提议把大运河重新挖开,重现昔日辉煌,要花3000个亿等等,我认为这没必要,也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到处都是。
文汇报:就是说,一些地方看似对运河进行了保护,实际上在你看来恰恰是一种可怕的破坏?
阮仪三:现在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所保存的文化遗产已经很少,有的已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大运河沿线留下的众多水工建筑遗址,像河闸、驳岸、水坝也都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许多已经毁坏散失,要及早抢救、收集、保护,情况十分紧迫。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现存历史文化遗产的摸底调查,避免进一步的开发建设对运河历史文化遗产造成更大的损失。
文物是死的,人和环境才是构成文化的基础。大量的历史村镇的遗产保护,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中远没有引起重视。运河遗产不是一条简单的水道,离开了人们的传统聚居,它的保护层次是不完善的。
文汇报:那么,保护大运河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阮仪三:应当看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只是我们的保护目标,而不是目的;“申遗”只能是手段,采取切实保护措施并取得实效才是目的。当务之急是停止对运河的继续破坏,防止运河文化继续流失。
另外,一条大运河的保护,现在文物部门、水利部门、地方政府都在管。大运河保护该拿出一个统一规划,由统一部门协调管理。
旧城更新:保护里弄肌理 脱胎换骨改造致使万屋一貌
文汇报:阮教授,你最近提出上海在新一轮的发展中要从“旧城改造”走到“旧城更新”的发展思路。“旧城改造”与“旧城更新”有什么区别?
阮仪三:二十几年来,全国许多城市对旧城区采取了“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大拆大建,致使我国原来丰富多彩的旧城变成千城一面、万屋一貌。
“旧城更新”把城市当成一个有机体,它有一个不断新陈代谢的过程,让它在旧的基础上生长。“新”并不意味着一片新貌,“旧城更新”强调尊重旧城区的现状,对旧区内的现状区别对待,保留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价值的文化层。在原有的社会网络、生存环境、历史风貌的基础上,把积极因素发掘出来,然后去除消极因素。国外的说法是“激活”,加点火花进去,让它活起来,加点动力进去,让它活起来,而不是让它死了之后埋掉。“旧城更新”的目的不仅在于解决居住问题,而且关注社会问题,通过保护城市的遗产,改善居民的环境,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营造和谐的社区。
文汇报:在你看来,“脱胎换骨”式的改造给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怎么样的危机?
阮仪三:去年“世界纪念地基金会”(WMF)将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大批建筑列为“世界上100项最濒危的建筑和文化地点”之一,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WMF是世界权威遗产保护机构,这一方面说明上海是国际认同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地,早期建筑反映了当时上海国际化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上海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危机。
当大片旧城区被拆除的时候,旧城区的老建筑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它们被当成废品,是落后的、破败的代表。就这样,旧城内大片历史地段被崭新的高楼大厦所代替。可是,老建筑对一个城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那些数量众多,却很普通的老建筑,它们不像文物建筑一样,是城市中的一个个闪光点,它们是一片片,形成城市肌理的建筑群,没有它们,城市的发展就会失去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