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08
阮仪三, 1934年11月21日生于苏州。1956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7月毕业留校至今。现任同济大学建筑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持完成了一大批名城保护规划,尤其在抢救平遥古城、周庄古镇方面,作出了特别贡献,享有“古城卫士”等美誉。
他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坚持保护建筑应整旧如故,以存其真。上世纪80年代以来,阮仪三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被称为是中国古城镇的守护神。2003年,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在2008年44届国际规划大会上,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中国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凭借其“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获颁国际规划协会的最高荣誉——“杰出贡献奖”。
10月24日,来自全球9个国家和地区的80多名国际专家齐聚贵阳,为我省村寨文化景观的发展和保护建言献策。阮仪三也来了,当晚9时,在贵州饭店遵义厅里,记者与阮教授面对面。眼前的阮仪三,两鬓斑白,精神矍铄,说起古城镇,他的话匣子就很难关上,说起古镇的秀美,他笑里漾满苏州人的温润;说起古镇的破坏者,他双眉紧锁表情激愤,义愤填膺处,他拍案而起。
[“贵州元素”就是财富]
阮仪三说起了这样一个故事。
5年前的一个会议上,我听闻雷山县当地的文化官员称,该县有二十几个明朝的建筑时,异常兴奋,偏偏官员手中的资料图片模糊难辨。眼见为实,于是我便连夜动身,路上颠簸了三天,在小招待所与蚊子斗争了一夜。
到达后,我却十分失望,眼前的建筑虽然很有历史的沧桑感,但房屋中的许多现代装饰的细节,表明了它并非明代的原物,是上世纪50年代后修建的。
当地的老村民告诉我,原来的,早就烧掉啦!当时我,真是痛心啊。要知道这些“村寨记忆”,都是其发展独一无二的底蕴。其历史文化价值,将为当地的创意产业、旅游产业发展贡献无法估量的价值。而十多年前,美国“苏荷”只是个废旧工厂区,正是这些旧厂房、旧街道,以其特有的历史积淀、人文脉络激发了灵感,吸引一批又一批艺术家、设计者的到来,历经多年发展,现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创意产业集聚区。这无疑就是历史在现代文明中闪耀的别样光芒。
事实上,旅游开发和村寨保护,并不矛盾。完全从旅游出发,只看到历史遗迹可以拿来赚钱。赚钱可以,但必须在保护的前提下。要合理!然后再赚钱。杀鸡取蛋怎么可以?
因为对古镇怀有深厚的感情,阮仪三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其中,包括贵州深林处许多古城古镇和村寨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在他眼里,这些鲜明的贵州元素,是其发展独一无二的底蕴。
“其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从云南边境进入贵州,沿线的民族村寨非常有特色,村民们身着的苗族服装十分生动,花苗、长角苗、白苗、水苗……诗情画意,有很多的美感。
经济的相对滞后,让贵州保存了这些村寨。当周边旅游的热点城市九寨沟无寨子、滇池下雨混浊,你们更应感到庆幸,应耐得住性子,不要急,只要把祖先传下来的东西保护好了,它就是不竭的财富源泉。巴黎、佛罗伦萨、丽江等古城都是这样,对待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就应该能保一点,就多保一点,留下来,以后就有钱。多留几座苗寨,就有了许多独一的‘贵州元素’。”
阮仪三认为,只有这样,贵州的新城市才能免去万恶的千城一面,有自己独特的一种韵味一种美感,有吸引到此一游的冲动。
在阮仪三做周庄保护时,许多村民说石拱桥妨碍摩托车载货入内,矮房内装空调不方便,他们来问他,可不可以换成平直的水泥桥,多接一点电线,我坚决不答应。阮仪三说,古镇没有了!谁来买你的货。
村民们说,“你那么爱这破房子,卖给你来住。搞来搞去,不是让我们发不了财嘛”。阮仪三说,只怕你卖给我,肠子都悔青啦!现在周庄通过旅游业的发展让老百姓得到了益处,老百姓受益又激发了他们积极参与古镇保护的意识和行为。古镇的保护,国家没有给过一分钱,所有资金都是周庄人通过保护古镇的延伸产品——旅游业筹措的,如果没有旅游业,就没有古镇的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力量]
采访中,阮仪三与在座的媒体记者分享了他最近的一大喜事:在刚落幕的第44届国际规划大会上,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中国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凭借其“大运河保护与研究”项目,获颁国际规划协会的最高荣誉——“杰出贡献奖”。
他认为,这个“留住城市记忆小组”荣誉的获得,在于看到了事业的希望,只有民间力量超过政府力量,保护古镇的事业才有希望。
“其实我们的群众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还十分薄弱,缺少传统文化的观念。国外把保护文化遗产拔到了喜马拉雅山的高度。
2006年6月9日,中国第一个历史遗产日。以我名字命名的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家以城市遗产保护为宗旨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的目的是留住城市记忆,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命名?我是想自己带个头,我们大家发动起来,以个人的力量开始,出力出钱,2年来,我带着60余个‘留住城市记忆志愿者’,对大运河沿线的114个(村、镇)进行了全面调查。”
在国外,英国文化遗产保护民间力量占52%,美国的比例是60%。“只有民间力量超过政府力量,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事情,能够唤醒大家的认知。前些时间,我刚去了美国,也是为了基金会,得到了他们1900万美元的支持。接下来,世界规划师协会的主席要过来了,也会帮我宣传基金会。”
在保护方面,阮仪三一再强调,立法的观念,立法跟不上,缺少强有力的后盾,破坏就得不到控制。
“在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方面,我们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1840年,法国文学家梅里美提出保护历史建筑,被任命为第一任历史建筑保护局局长。1907年,法国有了第一部历史建筑保护法;1962年,法国公布《马尔罗法》,规定重要建筑物80至100米范围内所有建筑不得随便拆除,拆除要经国家批准。
2003年,上海市公布《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全国第一部保护历史街区和建筑的法规。保护量只有632处。伦敦比上海小多了,被保护的有1万处!英格兰,60万处!日本,100万处!
我们现在有几个问题是亟须用立法解决的,一是,现在来看,中国房子正逐步转化为私有,但问题是,房屋修缮需要很多钱。生活水平不提高,居民没能力做这个事。国外大都是3年一小修、5年一大修,50年翻修葺。而我们中国房屋产权是50年变更。二是许多历史建筑大都在超范围、超负荷使用,必须立法,让这种破坏的行为刹车。”
[欧洲旧城复兴和奥运经验]
阮仪三认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老百姓的理念和知识才是保护得以延续的关键。
“我讲平遥、周庄为什么保下来,我的规划起了作用,我给弄过来的修城墙的钱起了作用,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培养。那时我做培训班,我跟当地的干部说,你们的理念和知识都不对,没钱我给,路费我报销,一年两个,连续来了五六年。来了就得好好学习。
有了这些人,就会做事情。培训班上前前后后来了十几个人,我要让他们从意识上得到转变,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当我们好的东西被毁掉,被破坏,我是痛心疾首。觉得迫切,觉得做不了,觉得远远不够。所以我培养接班人,要保持梯队完善,要有人来从事这个事业。”
阮仪三说,我们的村民更是需要政府和媒体对他宣讲保护的实惠,给他讲保护得利的实际案例,让村民在保护中有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寻找到一种快乐和幸福感的发展模式。”采访中,阮仪三多次谈到了欧洲“旧城复兴”和北京奥运“中国元素”的成功运用,他说,这些都是贵州在做村寨文化景观的发展和保护中应该全方位借鉴的。
欧洲先进国家的“旧城复兴”是基于对城市遗存的认识,把旧物看作资源进行再开发。利物浦曾是英国著名的港口城市,20世纪以来,随着安普顿港作用的上升逐渐失去活力,当地人将废弃的老工厂、旧码头改建成新的城市休闲和旅游地区——一度关闭的艾伯特码头被改成艾伯特码头村,集中许多专卖店、食品中心和展览场所等。它留存了工业发展的历史痕迹,同时开发了城市新景致,还反映出城市潜在的文化。
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政府投资10亿元进行44条胡同、1474个院落的房屋修缮和市政改造,提升四合院的价值。奥运期间,四合院成为外国游客最热衷的地方,不仅在奥运期间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从长远来看,更为古城北京保留下了长久的民俗、建筑和文化财富。借北京奥运“他山之玉”,我现正在上海展开地毯式的淘“里弄”,以便让“阿拉”的里弄文化在世博会期间大放异彩。
阮仪三说,尊重老建筑的历史文化,不是反对建高楼,而是从旧的文化中滋养出新的文化,这才是保护历史建筑的核心内涵。而民族村寨的发展应尊重它现有的建筑和肌理,对于质量较好的要加以保留;对于已经破败和没有价值的地区可以拆除重建;对于原有居住地段,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内部设施更新,提高居住质量和水平。这一方面,国外也有不少效果很好的积极探索。
他举例说,在法国,1975年开始实行住宅改善计划,将保护区内的传统住宅纳入国家资金补助计划中,通过国家补助作为启动基金带动地方和个人的资金投入,对业主提出鼓励性政策,这一“三方出钱出力”的政策,对法国城市旧区的复兴修缮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