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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1
采访阮仪三教授那天上午,因为路线不熟,《国家人文历史》记者特意提前出门,终于比约定时间早15分钟到达他位于同济规划大厦的办公室,而阮教授已经早早等在那里,守时、认真是他那一辈学者对自己的基本要求。
阮教授的办公桌上有一摞厚厚的等待校验的书稿,81岁高龄的他仍然保持着很大工作量。百叶窗上挂满了贺年卡,大多数来自各地政府,那些得到过阮教授帮助的地方,用这种方式表达感谢。
几十年来,把阮仪三教授视为“贵人”的地方不在少数,甚至有人提议为其在周庄塑像。不仅周庄,同里、甪直、乌镇、苏州……可以说,人们今天还能看到“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都得益于这位被称作“古城保护神”的老人。
但阮仪三毕竟不是神,在谈及古建保护时,他有“推土机下救古建”的成功案例,也有许多焦虑和无奈。阮仪三教授外表温文儒雅,性格直爽耿介,他自称是古建保护的行动派,常说的一句话是:“不听我的,就跟他们斗!”
采访中,阮教授问我:“你去过平遥吗?”我回答说:“没有”。他立刻说:“可悲!应该去一下,你一看肯定会傻眼,那里的古建筑、雕塑,精彩绝伦!”阮教 授对古建的爱,可以说深入骨髓,江南六镇的一桥一廊,苏州平江路上的一砖一瓦就印在他的脑海里,但每一次提起仍忍不住发出赞叹。
阮仪三祖籍扬州,世代书香,高祖是清代明儒阮元,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大学士,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阮仪三的父亲是国立中央大学第一届电机专业毕业生,阮仪三童年随父亲居住在苏州。对江南水乡,他既有古建筑学者的责任感,也有发自内心的依恋和乡愁。
国家人文历史(以下简称国历):在学术界,很多像您这样的专家,一直对古建筑保护大声疾呼,但为什么在普通百姓中间,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阮仪三:这和我们国家民众的整体知识水平有关,也和中华文化传统有关。自古以来,我们国家不重视工程技术,不重视工匠,并没有把古建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 来对待。普通人对古董、字画很当回事,对古房子就不当回事。“古董”这个词就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只重视拿得走的器物。
对于城市,特别从项羽开始,拿下秦朝,他就一把火把咸阳烧掉了。历史上都是这样,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把前面的房子推倒。苏州、扬州、绍兴,这些城市我们都做过考古勘察,挖下去差不多有七八层,每一层就是一个朝代,整个城市毁了以后埋到下面,新的城市又在上面长出来。
国历:其他国家是怎么保护古建筑的?
阮仪三:日本人做得很彻底,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轮回观念。中国的禅宗传到日本以后,他们认为人是20年轮回一次,所以日本的神社20年按照原样修一次,材料、工艺、式样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日本的古建筑处处新。有人以为日本的神社保护得好,其实不是,是重做的。
对于国家保护的古建筑,他们就原样留存下来。鉴真和尚在日本的唐招提寺,3年前又按照世界遗产的修法重修过,即原样原修。鉴真和尚在扬州的大明寺是明代 的,唐代的东西没有留下,只留下遗址。古建筑都应该是原样原修,希腊、意大利都是这样,从确定保护那天开始就不能动了。可以加固,但是加固的痕迹要留出 来。意大利、法国、德国,欧洲各个国家的做法不太一样,意大利的做法是特别认真的。发现一段断墙,上面就写着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发现的,就留在那里。
国历:有些人说中国的古建筑难以保存,是因为木结构不像石结构的建筑容易保存,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阮仪三:这种话是为保存不好找借口。同样是木结构,日本怎么保存下来了?《奈良宣言》对木结构的保护专门做过补充规定。问题的关键是你是不是认真地保 护。日本的木结构古建筑比比皆是,清水寺就非常漂亮,相当于比唐贞观年间还早一点,日本完整留存下来的唐代建筑有45处之多。
我们中国也有唐代木结构建筑,就是梁思成、林徽因发现的山西的南禅寺、佛光寺,还有我在平遥发现并提出保护的镇国寺。
日本的古村落,民间自发保存下来的就有164个,国家保存的有一千多个。像京都郊区的嵯峨山居完全是草房子,原来盖房子的稻子收成很低,稻秆很长,他们 专门种这个稻子,修房子用,因为每3年就要换一批草。这164个村庄是怎么来的?高速公路要开到村子里去,但是日本的农民觉得不要现代化进到村子里来。妻 笼宿、马笼宿都是这样的地方,高速公路距离村落至少3公里。他们很乐意住在祖父亲手造的房子里。我问村民,“你不要空调,冬天不是很冷,夏天不是很热 吗?”他说,“我祖宗就是这样几辈子过下来了。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心静自然凉嘛。”我一听很惭愧。
国历:要转变人的观念,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阮仪三:对,比如平遥,我要保住它,首先要改变人的思想。只有人们对这个东西热爱了,晓得有价值了,才能保住。我就利用我的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办培训 中心,我们讲两个月课,帮他们制定规划,把精英分子带到日本去,他们脑子就开窍了。然后,想办法帮古城镇找钱来。平遥能够保护起来,就是1980年,我到 文化部要来了8万人民币,把中国唯一完整的城墙保存下来了。
我刚去周庄的时候,他们也嫌我讨厌,不要保护。我就申请了一笔科研经费,5000元的大地农村发展基金,直接打到他们的账户上,专款专用。农村要发展工业,但乱发展工业就把乡村破坏掉了,我就去上海计委找合适的项目。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周庄成功了,我就把同里的领导找来看,你看好吧?跟着学吧。这是我的办法,带了一批人出来。到现在,每年春节,周庄、乌镇的镇长都一定要到我家来拜年, 带一只鸡、一条鱼、一只蹄,我说你不要来,他们说必须来,我是他们最主要的亲戚。一直到现在,周庄、同里、苏州,这些地方所有的历史建筑要拆迁、修 缮,必须找我签字。
国历:对于江南古镇的保护,您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
阮仪三:周庄、同里、西塘这些是江南前六镇,还有后六镇。人家 还问我,都是小桥流水人家,留那么多干什么,我说你不会看,此小桥非彼小桥。周庄是水弄堂,没有路的,“家家门前泊舟航”。乌镇的房子,唐诗里写“君到姑 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房子是架在水上,听得到水声的。西塘都是廊子,下雨天鞋子不湿的。一样都有廊子,但是南浔的廊子上面有楼, 因为那个地方富。同里又不同,旁边六个湖,桥桥相连,当地人到60岁,一定要到三个桥上走一走,回家吃碗面,新娘子一定要在三个桥上过一过。
后六镇包括浙江省宁海县的前童镇,周围的山也漂亮。还有龙门古镇是舜帝的后代居住的地方。安昌古镇是师爷之乡,“绍兴师爷安昌出”,师爷的家和普通人家是不一样的,师爷是只求富贵,不求显耀,所以他们的家里是不要正厅堂的,只有侧厅堂,整个镇子看起来像世外桃源。
国历:您现在每年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
阮仪三:苏州,那是我的家啊。我的老师陈从周先生很有远见,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他就组织学生把苏州、扬州的古建筑、园林做了很好的测绘。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修的时候,全是靠他的图。
1956年,我一到同济大学,陈从周就把我认出来,说“恩传三锡,家衍千民”,你是扬州阮家第四代嘛!我就一直跟着陈先生学习。苏州古城成为国家级的历 史名胜以后,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我是九个成员之一。当时,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阮仪三,你是苏州人,你代表我们看住它”。苏州的平江路是我一砖一瓦把它修 起来的,我得去看住它。我的孙子也是学古建保护的,要让年轻人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国历:现在,许多古镇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旅游景点,而国外很多古镇,我们看到还有年轻人在那里居住生活,怎样留住古镇的生活形态?阮仪三:这就很悲哀。国外的古镇,有的转变成以旅游为主了,但是旅游之外,它还是个镇,人可以很正常地在那里生活。我们中国商业化有点极端,因此就变成 了旅游景点,而且还是低端的旅游,仅仅作为观光,看一看,吃顿饭就走了。古镇要突出它的历史文化,文化留存本身就有商业底蕴,卖“名特优老”,而不是哪里 都买得到的旅游商品。要从观光过渡到休闲度假。
像苏州平江路,首先突出它的历史文化内容,“洪状元府”、“富潘”、“贵潘”都有很多故事, “富潘”家里有两个国宝级的大鼎,日本人来要抢这些鼎,他们就把老的潘宅烧掉,把鼎埋在下面,保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把鼎捐给了国家,一个在北京的国 家博物馆,一个在上海博物馆。还有汪氏义庄和董氏义庄,义庄就是过去接济穷人、开办义学的地方,都修复了。现在那里有评弹博物馆、书场、茶室。
国历:也有专家觉得,古建最好不要让游客来,来了就容易造成破坏。
阮仪三: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房子本身就该是给人用的,应该接着用下去。建筑保护和文物保护不一样:文物,摆在那儿别动,是给人看的,有的还不能随 便给人看;建筑,从开始出现那天,就是给人使用的,应该恢复它原来的功能,随着时代的进步,功能也会变,那就跟着它变。
在老房子的修复过程 中,要先给它分类。第一类是文保单位,要按照文物保护法来保护。它的功能就完全退化了,像一大会址,原来是住家,现在就变成了展览馆,这一类就是原样原 修,不要动它。第二类是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外滩的房子就都属于这一类,还可以用,在不妨碍结构的情况下,还可以改变性质。和平饭店照样可以住人,抽水马桶 可以换成新式的。第三类是风貌历史建筑,它外面的风貌还是瓦顶、砖墙、木头门,里面可以更新,抽水马桶可以进去,可以住人、开店。第四类就是现代建筑,现 代的需求,但是要和周围的历史建筑相协调。像苏州平江路上,你不要弄两个玻璃房子。第五类,是拆迁改造的,根据需要拆迁改造。不同类型的建筑,有不同类型 的做法。
像苏州平江路,我们不许旅行团打着小旗子进去,但是照样很多游客。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有,各取所需,把居民留了下来。居住房子一定要留好,按照比例,不能家家都开店。现在很大的问题就是,缺少必要的管理。
国历:可是不允许开店,就会触及老百姓的利益,没有人找您吗?
阮仪三:好多当地的居民跑到上海来找我算账,那就根据情况,做说服解释工作。很多人跑到我这里走后门,我铁面无私。老百姓就想自己多赚点钱,政府管理部 门要让他合理地赚钱。世博会期间,周庄就大赚了一票,因为大量的游客冲到那里去了。买东西的钱都到老百姓家里去了,政府收了门票。我给他们规定,门票的百 分之十作为古镇保护基金,我是基金委员会的主任。有了这个基金以后就好办了,3年以后,我把所有基础设施完善起来。花3000万元把给排水设施装 好,1000万元把电线埋下去,老电线有火灾风险,我们都给更新一遍,解决了它的现代化问题,家家户户有抽水马桶。
科学的管理,延续古镇的 生命,要考虑到老百姓享受现代生活的需求,但是,他们也要承担义务,保持古镇的特色。我和当地老百姓大吵过几次。比如他们在拱桥上做坡道,要推摩托车上 去,我把坡道全部拆掉,他们就跟我吵架。那些人把我围起来,他们吵不过我,我说你们怎么赚钱的?靠古镇嘛。你现在开店赚钱了,买摩托车了,你还要骂我。
在苏州,我要保护的房子被他们拆了,我就去找领导,在报上发文章。我是行动派。在周庄,市长要开条路,我说那就从我身上轧过去。
上海划船俱乐部,也是在推土机前救下来的。我跑去的时候,已经拆掉一半了。我就找了电视台、报社的记者,问工地的人,今天要拍新闻了,你要做坏人还是做 好人?做坏人就继续拆,做好人就停下来。他说,上面叫我拆,我就拆,上面叫我停,我就停。我说,我现在去找市委书记,过三天,我没办法了,你再拆。你现在 就说机器坏了、工人病了,办法多的是,你先停一停。第二天,批示下来了,要求认真听取阮教授意见。规划局长来找我,我说你是个糊涂蛋,拆了就把它修好嘛。 现在,每天都有人在那里拍婚纱照。 碰到这种事情,你要斗。斗争的结果是最后他们会感谢你,会变成好朋友。
国历:在古建保护当中,我国有哪些相应的法律法规?
阮仪三:法国在1840年就建立了历史建筑保护局,到1860年,就有了《历史建筑保护法》。首任历史建筑保护局的局长是《卡门》的作者梅里美。到了 1968年,法国就有了《历史城镇保护法》,到1972年,全世界所有的先进国家,包括日本,都有历史城镇或街道保护法。我国到现在还没有,我们提过多次 意见。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城镇化时说,“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我觉得这几句话说得很好,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解读乡 愁。所谓乡愁,就是人们对过去生活过的故乡的回忆和感情。回忆包括生活过的场景、风光,这些风光是由什么组成的?建筑。建筑上依附着各种人文、历史、故 事,就是产生乡愁的原因。可以通过这些历史建筑延续你的记忆。
国历:也有人认为,乡愁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
阮仪三:城市化不等于建筑的全面现代化。现代化和历史建筑保护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两码事,不要把它们拉在一起。另一方面,保护也是发展,要把历史建筑看成是重要的财富。
欧洲同样有高楼林立,巴黎的高楼都在市区,老房子都在塞纳河两岸一百平方公里以内,有一百万人口生活在那里。香榭丽舍大街也现代化了,也可以喝星巴克咖啡。按照我们的时间来算,香榭丽舍大街就是明清一条街,两边的房子都是明清的。
国历:国内的很多明清一条街都是后建的,古建筑中出现了很多假古董。
阮仪三:出现了假古董还引以为豪,认为带来了经济效益。我最近要出本书,叫做《真伪之问》。我们看到卖假货,恨得要死,但是对假建筑,没有人关心。我们有责任来谈这个问题。老百姓很讲实惠,让他们从保护历史建筑中得到实惠,那不是更好吗?
在历史城镇保护上,我是不惜工本的。我有个团队,每年都去调查历史城镇的情况,去年我们出了一本书,介绍100个被遗忘的历史名镇。经过我的努力,现在已经有30个成为国家级的历史名镇名村。我坚持这个事情25年了,每年都做。
人的思想教育很重要。我办了基金会以后,就专门组织人参加“古城镇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营”,我的孙子当了3年营长。每年一次,国际公开招标,请工匠教他 们怎么维修古建筑。这个我是跟法国人学的,法国人办了25年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支机构。我们的古房子都找这些年轻人来修,每年8月招人,名额有 限,一上网就报满了。苏州的潘宅就是他们修的,这样的过程中对人真正地起到教育作用。
国历:在您看来,古建保护,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阮仪三:第一,思想意识要提高,这就要靠媒体的宣传。很多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真伪都分不清楚。第二,制定法律。要尽快出台《建筑保 护法》、《历史城镇保护法》,不能只有《文物法》。第三,要有钱。在欧洲,老百姓的房子,政府确定要保护的,可以向政府申请补贴。如果不修,国家是要收回 的。不修又不让收回,就把你抓起来,最高可以关7年。柏林每年拿出来给老百姓修私有房子的钱折合6亿元人民币,美国人做得更好。我成立这个基金会很重要, 手上有一点钱就能干一点事情。不要政府出钱,我自己来干,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